作者：董冰(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副教授，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山東省政德與廉潔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近日，《求是》雜志刊發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章《更好把握和運用黨的百年奮斗歷史經驗》，文中提到：“古人說：‘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幸成也。’正確的戰略需要正確的策略來落實。要取得各方面斗爭的勝利，我們不僅要有戰略謀劃，有堅定斗志，還要有策略、有智慧、有方法。策略是在戰略指導下為戰略服務的。”

　　“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幸成也”出自南宋思想家陳亮所作《陳亮集》卷五《酌古論一》，其意為有一定的謀略，然后才有一定的功業；謀略不可以匆忙制定，而功業也不能靠僥幸獲得。此句為陳亮稱贊漢光武帝劉秀能夠采納謀士鄧禹的謀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超人的智謀和恢宏的氣度謀取戰略主動，最終實現以弱勝強、以柔取天下的中興之業。

　　中華文化崇德尚和，重謀略，講究以謀取勝，擅長用智慧解決矛盾和沖突，即所謂“上兵伐謀”；反對濫用武力，向往和平，力求“不戰而屈人之兵”。《論語·述而》記載孔子對學生子路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孔子批評在戰爭中有勇無謀、魯莽冒險的做法，主張運用謀略獲得成功。戰略為目標，是“道”；策略為方法，是“術”。道與術是統一的，目標通過方法來實現，當戰略得以確立和穩固下來，策略的謀劃就顯得極為重要。

　　首先，策略要服從、服務于戰略，以實現戰略目標為旨歸。中國古代思想家有較為發達的系統思維和整體思維，從不孤立地談論戰略目標的實現，而是將戰略與策略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通過制定詳細周密的策略實現戰略目標。《尚書·洪范》中箕子向武王陳述上天賜予大禹洪范九疇，即治國安邦的九大策略：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極。每一策又進行細分，譬如八政為“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且排序又有主次輕重之別，洪范八政以食為政首，提醒治國者重視農業和糧食生產。《孫子兵法》開篇提出戰爭之于國家的重要性，后緊接著提出“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孫子認為，要取得戰爭的勝利，一定要在策略上有充足的準備和應對，倘若做到這些，未戰之前就有勝算的把握。

　　其次，因“勢”制定策略。中國古代哲學思維包含著樸素的辯證智慧，識時務、講變易，要求根據“勢”的變化因時因地制宜。《周易·系辭傳》曰：“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王弼解釋為：“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孔子面對禮崩樂壞的政治環境睿智地指出：“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要根據時勢來抉擇是否參與到政治中去，如若環境惡劣則要守住自身，隨機應變，隨“時”俯仰。當然，孔子主張的順時、應時不是放棄原則，更不是對現實社會的逃避，而是尋求更好入世時機的權宜之計。因此，孟子稱贊孔子為“圣之時者也”。《孫子兵法》亦特別強調謀“勢”的重要性，“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善于適應和使用已形成的“勢”，善于創造有利的“勢”，是取得勝利的關鍵。譬如孫子列出“通”“掛”“支”“隘”“險”“遠”六種地形，并詳細地指出每種地形都應該采取不同的作戰方法才能利用好地形優勢。

　　最后，根據變化的實際靈活善變。緊緊圍繞戰略目標、根據實際的形勢制定的策略是否就能保證戰略的實現呢？也不盡然。孫子曰：“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因為實際的形勢本身依然在不斷變化著，早先制定的策略也要隨時變化，要有機動性和靈活性。孫子言“兵者，詭道也”“兵以詐立”，并總結出詭道十二法。用兵作戰就是要神機妙算、法無定法、出奇制勝。《孫子兵法》中提出很多玄妙的作戰策略，如“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以正合，以奇勝”“避實而擊虛”“我專而敵分……以十攻其一”等，靈活多變的智謀策略在軍事博弈中達到極致。

　　毛澤東同志曾鮮明指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建設、改革和發展的實踐中創造性地運用了戰略智慧和策略方法，制定正確的政治戰略策略，這是黨百年奮斗戰勝無數風險挑戰、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有力保證。習近平總書記在文章中清晰地為如何處理好戰略與策略的辯證統一關系提出了方法論原則和政治標準，即“把戰略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站位要高，做事要實，既要把方向、抓大事、謀長遠，又要抓準抓好工作的切入點和著力點，既要算大賬總賬，又要算小賬細賬”；各地區各部門制定的策略要“自覺同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對標對表、及時校準偏差，黨中央作出的戰略決策必須無條件執行，確保不偏向、不變通、不走樣”。

　　《光明日報》( 2022年07月25日16版)